作为一名深耕刑事辩护领域的律师，每一起我办理的案件背后，除了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，往往还有着五花八门、离奇诡谲的案情。2020年，我承办了一起侵犯著作权案，当事人黄某（化名）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一家网络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因为在网上架了一个能免费看剧的网站，他站到了被告人席上。
这个案子最扎眼的地方，是检察机关起诉书里的一个数字——283万余次。这是鉴定意见认定的、黄某网站盗用影视资源的“实际被点击数”。正是这个数字，把他推进了“其他特别严重情节”的量刑档次：法定刑三年以上七年以下，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是“四年以下”。
四年，听起来不算长。但对我们做刑事辩护的人来说，四年和三年之间，隔着的是一道生死线——《刑法》第七十二条规定，缓刑只适用于被判处拘役、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法院采纳"四年"这个数，缓刑的门就彻底关上了。
经过一年多的努力，法院最终采纳了我们的辩护意见，判处黄某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三年。他不用坐牢了，可以回家，去抱一抱那个在他被羁押后才出生的孩子。
基本案情
黄某是一家网络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公司一共三个人：他，加上负责服务器维护的韩某和负责公众号编辑的荣某。
公司的主业是两个微信公众号。2018年上半年，黄某在网上搜到一个解析平台，又加了相关的QQ群，学会了这样一门技术：把国内几家头部视频平台的影视剧播放链接，通过解析平台“洗”一遍，就能跳过片头广告，甚至绕过会员限制，直接播放。他把这些链接搬到自己的网站上——网站免费、不用注册，但页面底部挂着公众号的引流入口。
他的算盘打得很简单：网站吸引流量，把流量导入公众号，公众号上挂着平台的广告位，按点击量结算广告费。至于这些影视剧的版权，他心里不是没数。讯问笔录里，他承认：“没有得到过许可的，都是盗版的。”
经侦查机关委托，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：黄某所使用的解析账号，对应的盗链影视资源实际被点击数为2838226次。这个数字，成了压在这个年轻人和他整个家庭身上的分量。
被羁押时，黄某的妻子已经怀孕。2020年1月15日，孩子出生，比预产期早了十八天，母子平安。他是在看守所的会见室里，从律师口中听到这个消息的。
辩护焦点
第一次会见黄某时，他反复说的一句话是“我就是想给公众号涨点粉”。会见结束，作为律所主任，我心里已经有了判断：这个案子，打无罪是没有出路的。
道理很朴素。其一，事实层面，黄某对架设网站、使用解析平台、依靠公众号广告获利的基本事实供认不讳，反复翻供只会摧毁他全部的从宽情节。其二，本案的入罪门槛并不高——按照当时的司法解释，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，实际被点击数达到5万次以上即属“其他严重情节”，达到25万次以上即属“其他特别严重情节”。而鉴定意见给出的数字是283万次。
换句话说，就算把这个数字砍掉九成，他仍然落在“特别严重情节”里。
所以我给团队定的方向是十二个字：罪名不争、事实不翻、只争三年。围绕这个目标，我们做了五件事。
一、阅卷：把几百页卷宗，读成一条时间轴
刑事案件的复杂程度，往往与证据材料的繁杂程度成正比。这个案子的卷宗里，有讯问笔录、证人证言、网站截屏、七家权利公司出具的证明书、银行卡交易明细，还有一份长达32页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。我们没有简单浏览，而是逐页翻阅、逐条比对，做成了一份15页的阅卷笔录，把黄某从建站到案发的每一次供述、每一个时间节点、每一笔款项，都拉成了一条时间轴。
正是在这个过程中，三个对辩护至关重要的细节浮出水面。
第一，点击量的起算时间对不上。起诉意见书认定侵权时间自2017年5月至2019年5月，而黄某历次供述都称自己是2018年5、6月才开始做网站。这中间差着整整一年。我们在阅卷笔录上，把这一处专门圈了出来。
第二，鉴定数据本身是可以被修改的。鉴定意见书在描述解析平台的后台功能时，白纸黑字写着：通过后台管理中心系统，系统管理员可以对网站用户的解析次数和权限进行管理。
第三，这个数字来自第三方统计，而不是网站自身的真实播放记录。鉴定意见书载明，每一条经过解析服务器解析的访问记录，都会计入某第三方统计平台的一个账号。而该解析平台同时服务着十几个用户——这个统计口径，从来就不是为某一个网站设计的。
二、算账：把“283万次”一层一层拆开
如果说阅卷是找疑点，那么接下来要做的，是把疑点变成法官能听懂、能采信的事实。
我们会见黄某十余次，反复向他核实解析平台的技术细节。他提供了一个关键信息：这个平台是成倍计算的——不需要会员就能看的视频，用户点1次，后台记2次；需要会员才能看的视频，用户点1次，后台记3次。这个规则，是解析平台的程序编写者亲口告诉他的。
有了这把尺子，很多事情就清楚了：影视剧大多是非独家授权，同一部剧在几家平台都有资源，用户点一次，后台可能对着重复资源各记一次；已经失效、根本打不开的链接，后台照样计次；网页卡顿、加载失败，用户刷新一次，就再计一次；更不用说，还有恶意刷量的人不停地刷新页面。
我们把这些理由一条一条梳理出来，先后向检察机关提交了两份法律意见书，向法院提交了辩护意见，反反复复只说明一件事：这个283万余次的数字，并不准确，存在明显虚高。
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义——平台按点击量结算广告费，却要求先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才能提现，而黄某始终没有提现。这笔钱，一直躺在平台的账上。
三、找尺子：一份来自同一个法庭的判决
提出点击量虚高之后，法官心里一定会浮出一个问题：就算这个数字有水分，那多少才算合适？三百万和三十万，对量刑到底意味着什么？
这时候，光讲道理是不够的。我们做了一件事——类案检索。我们翻阅了中国裁判文书网和多个案例数据库，把近年来侵犯著作权罪中因“点击量”“广告费”入罪、又最终适用了缓刑的案件，一份一份调出来比照。
其中最有力的一份，来自审理本案的同一家法院。几年前，该院审理的一起侵犯著作权案中，被告人架设影视网站，被认定侵权影视作品200余部，实际被点击数384万余次，广告费74万余元。
请注意这组数字：点击数比本案高出一百万次，广告费也比本案多得多，而那份判决的结果，依然是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三年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那份判决的审判长，正是后来审理本案的审判长。
我们把这份判决打印出来，随辩护意见一并提交法庭。它说明的道理非常朴素：同一个法庭，对情节更重的人都给了缓刑，对黄某，更没有理由关上这扇门。同案同判，是司法最有力的语言。
四、定策：把话说到"三年"这个点上
方向确定之后，剩下的就是分寸。
我们给黄某拟定的庭审思路是：承认事实，绝不翻供；对点击量，提出的是“计数方法“的异议，而不是“我没干过”的辩解；同时把认罪认罚、坦白、初犯偶犯、愿意退赔、愿意预缴罚金这些从宽情节，一条不少地摆到法庭上。
开庭前一天的会见，我们和他逐字逐句过了一遍庭上要说的话。卷宗里留着我当时的手写批注，十四个字：“不能写出翻供的感觉，要体现最后利益归属不是黄某。”前半句是庭审策略；后半句是这个案子的实情——真正决定做这门生意、真正拿走收益的另有其人，黄某不过是被推到台前的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者。据此，我们还提出了他在共同犯罪中处于次要地位、依法应当从轻的辩护意见。
五、把法律之外的事，也讲给法庭听
法庭最终要处理的，是一个人的命运。所以有些事情，法律条文里没有，却必须让法官知道。
我们向法庭说明了黄某的家庭情况：他被羁押时妻子已经怀孕，孩子在他被关押期间出生。我们也说明了他愿意在家属帮助下积极退赔、愿意预缴罚金的态度。这些不是"求情"，而是评估一个人是否具备适用缓刑条件的法定内容——悔罪表现、再犯可能、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，都要靠这些具体的材料来支撑。
显著成果
2020年11月，法院作出一审判决。
法院认定：黄某以营利为目的，未经著作权人许可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影视作品，被点击数远超“其他特别严重情节”的25万次标准，其行为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。
判决书中，法院专门回应了我们关于点击量的意见：“被点击数从30余万次至280余万次，均远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25万次以上。”同时也认定：黄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系坦白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；自愿认罪认罚，依法可以从宽处罚。
法院最终判决黄某犯侵犯著作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；违法所得予以追缴。
这意味着什么？黄某不用去监狱服刑了。他可以回家，可以工作，可以陪着孩子长大。只要在缓刑考验期内遵纪守法，三年之后，这三年的刑期就不再执行。
结语
办完这个案子，我最大的感慨是：刑事辩护的价值，很多时候不在于翻案，而在于找到那条唯一能走通的路。
本案的“特别严重情节”几乎没有争议，硬打无罪，看似壮烈，实则是拿当事人的自由去赌一个不可能的结果。我们真正要做的，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，把那个决定命运的283万次点击数量一层层拆开，让法官看见它的水分；再把同一个法庭此前的判决摆到台面上，让法官看见裁判尺度的延续；最后，把所有对他有利的情节，用最有说服力的方式呈现出来——把刑期稳稳地压在三年这条缓刑的生死线上。
三年，是缓刑的上限。多一天，门就关上了。
我始终相信，刑事辩护不是为坏人开脱，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公正的审判。法律不仅有力度，也应该有温度。
南京大学法学学士、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硕士、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博士。上海明伦（苏州）律师事务所主任、上海明伦（苏州）律师事务所党支部委员会书记、刑事委员会主任、苏州市姑苏区律师协会理事、姑苏区律师协会青年律师专门委员会主任、姑苏区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、上海市开放大学客座讲师。
多年来致力于各类法律疑难案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，代理过多起全国著名刑事疑难案件，拥有丰富的执业经验。
是上海明伦（苏州）律师事务所骨干力量，以团队化的运营方式办理每一起案件，专业、精准和高效的原则贯彻于每个案件，在刑事辩护、合同纠纷、婚姻家事、劳动人事、企业法律顾问等领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，获得了社会广泛好评。
